儒家宪政它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一个就是仁道，仁义的仁。
[17]栗谷的弟子有沙溪金长生(1548～1631) 、赵宪(1544～1592 )、郑晔(1563～1625) 、李贵(1557～1633 )、安敏学(1542～1601 )、朴汝龙(1541～1611)、安邦俊(1573～1654)等。他认为学者是表达公论的最重要的群体。
这些书籍中，性理学，即朱子学的书籍居多。李彦迪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政治经历。宣祖十五年(1582)，栗谷46岁，受王命改革教育，制定新的学校规章以刷新学风。他本人担任过司宪府持平、司宪部大司宪等司宪官。由此激发我进一步学习《栗谷全书》的兴趣。
对于栗谷入山求佛的动机，说法不一。1536年(朝鲜中宗三十一年，中国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2月6日，出生于朝鲜江原道江陵府北坪村。三是点面结合，即国家在整体上对劳工进行精神安抚（意识形态宣传），在个别问题上进行物质安抚（如对坚持维权的农民工给予补偿）。
本文在引述时，省略了翟志勇博士的评价部分，特此说明。由于法律义务（应当）存在着强与弱（正向的应尽）、不可容忍与可容忍（反向的不尽）的程度分别，所以，也就使得法律权利冲突呈现不同的样态或面貌。就宪法权利本体问题而言，至少可以拆分成三个子问题，以下分而释之析之：第一，宪法权利的内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或，宪法权利究竟是什么？学界通常认为，宪法权利、宪法上的权利、基本权利、基本人权等用语所要表达的内涵本质上是相同的。第二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表现为宪法序言中所确立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经常结合在一起。
又如张翔博士在研究基本权利冲突问题时认为，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中都存在基本权利冲突问题。[4]是所有的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都是现实化的权利吗？是所有的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都可以直接主张吗？在理论观点上，徐振东博士与马岭教授位于两极，但在没有对宪法权利做出恰当区分上却是共同的。
[78]杨光斌教授对五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先后顺序或位置不能颠倒的排列，即立宪民主或法治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及其他民主形式），并加以解释到：法治民主不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也保障国家主权，因而是一种基本政治秩序的民主。这既表明了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价值上统摄了不同性质的制裁，同时也预设了在宪法之下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具体分工，尤其要提出的是，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就是对公民相应法律行为的违宪审查，其在功能上同对国家权力的违宪审查在道理上如出一辙。[68]与之类似，其他专业人士也提出了政权合法性来源转化的问题，比如石勇先生就提出了从经济政治向权利政治的转变思路，并认为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性条件，使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不被破坏，或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不至于因损伤严重而难以修复。关于这两种代表制的对照与分别，可参见景跃进：《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7年第8期。
在权利内容层面，宪法权利是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综合体。因而需要对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并说明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两者之间完全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若实现这一动态的良性目标，恐怕既需要政治与道德上的敏锐与执着，也需要（行政）治理与功利上的科学与理性[32]。所以，无论在理解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时，都需要看到权利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万万不可对这种复杂的权利关系做出简洁的人为切割与取舍。
相应地，若不能对中国宪法权利进行类型学意义的划分，企图以某种违宪审查制度来应对中国宪法权利保障问题，也同样是汉话胡说[8]与无的放矢。第一修正案法律的核心特征是零敲碎打形成的，是在整个20世纪中，在一系列司法判决和司法机关以外的发展中形成的。
在张恒山教授看来，义务就是应当或应当的。[6]这三种审查制的主要内容，可参见胡锦光主编：《违宪审查比较研究》，第六章中国违宪审查之第三节违宪审查发展前瞻中的概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373页。
所以，这三类标准并不能揭示出中国宪法权利的独特内涵。二是民事权利本身包含着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因子。[33]徐振东：《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兼与张翔博士、马岭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第36页。[51]虽说这种判断是立足于司法实践而做出的，[52]但对于这种判断的妥当性证明最终又要求助于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学理区分，恰恰在对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学理分别上，于飞博士的立场可能走向了偏狭。如引用，请以发表时为准。或许会有学者认为，中国宪法权利的缺陷是没有形成一个或一种系统化的保障机制，这才是中国宪法权利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认同，但如果继续追问，中国宪法权利系统化保障机制该如何考虑或设想呢？回答这一追问，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国宪法权利的内涵与分类，所以，对中国宪法权利进行有针对性与科学性的类型划分乃为在制度层面设想中国宪法权利系统性保障机制的学理前提。
[20]王海明教授探寻的结果是，一切权利都只能依据于贡献并按贡献进行分配。宪法权利是表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概念。
政治选择就是公民政治性宪法权利的运用，财富创造就是市民民商事权利的行使及保障。既然是以贡献论来解释中国宪法权利的源泉与依据，那么贡献本身是否可以再加分别呢？王海明教授认为：贡献可分为基本贡献与非基本贡献（即比例贡献）。
生存条件权不仅是实体的、现实的，而且也是完全平等的。就林来梵教授的六分法或八分法[12]而言，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平等权、人格权与其他种类权利的关系。
针对这种弊病，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宪法学者目前对中国宪法权利的划分[10]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即：既有的分类是否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如果为是，说明研究中国宪法权利的学者忽视甚至无视这些分类。从行为内容来看，似乎是宪法权利冲突，但从实质来看则与表达内容无关，而是一方以表达自由为名漠视了在实施表达行为时所应该遵守的基本义务与禁止性规范，因此，这种冲突就是假冲突。薛军博士早些时候在另一篇论文中就谈到：既然公法与私法都同样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它们就必然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体现出共同的价值取向。另需说明的是，平等机会权是以国家与社会为核心的，不同于非基本权利，具体区别下文将会做出解释。
[31]第三，在功能作用上，非基本权利的真正享有与实现乃为基本权利存在与扩展的根基，或者说，非基本权利对基本权利具有功能上的反哺作用。[62][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依托笔者关于宪法权利类型的划分，对宪法权利冲突的三个问题做出如下解释：首先，基本权利之间不会存在冲突。[11]首先，关于基本权利或宪法权利分类的篇幅很小，这似乎从客观上说明了韩大元与胡锦光二位教授并不认为基本权利的分类具有多么重大的学理与制度意义。
[9]这里的针对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对中国宪法权利的类型划分要针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诸如中国宪法权利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宪法权利之间能否发生冲突及冲突的本质是什么。之所以用贡献论能够解释中国宪法权利主体的变化，根本原因是贡献一定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甚至是全体的贡献。
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各具自身的属性，也包含极为不同的内容，更具有不同的精神实质，这样，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极为复杂。政治表达权之间的冲突。在对设想中国宪法权利护卫机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做出列举性的解释之后，接续下来需要回答事关护卫机制设计方向的三个核心问题：其一，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在根本上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主要涉及三个关键且重大问题。其二，（中国）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论研究。
国家的第一项任务应该是约束党内的个人主义因素，从而使党能够有效地领导国家．．．．．．在党能够从内部进行自我监督或管理并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发展出一种法治文化之前，它可能没有能力在国家中实施一种真正的法治制度（引者加黑——引者注）。对此，张恒山教授的观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与借鉴性意义：法律权利并不仅仅表示着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它还表示着法律权利主体与国家的关系、义务主体与国家的关系、社会其他成员们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权利主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们的关系、义务主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们的关系。
那么是否存在基本权利层面的宪法外权利呢？如果仅仅从权利的宪法依据来看，没有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就应该是宪法外权利，但是，由于基本权利在内涵上是人不可或缺的最起码的权利，与人本身须臾不可分离，所以，从基本权利的内涵与作用来看，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宪法外基本权利。不论是司法审查制与宪法法院审查制，还是复合审查制，[6]似乎都怀有把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囊括在某种违宪审查制中的学术抱负，但是，如果这种学术抱负是建立在缺乏对中国宪法实施与中国宪法权利属性的分类与解析的基础上，那么，无论抱负有多么伟大，最终都可能沦为学者的梦呓与一厢情愿。
[40]这样，中国的政治参与权之间的冲突就与西方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对于政治参与权行使的具体结果也就需要更加严格的审查，以对政治参与权之间的冲突、政治参与权与基本权利的冲突、政治参与权与法律权利冲突进行严格规制与审慎平衡。显然，这些条件都包含着理性的、负责任的公民的培育与锻造，这恰是受教育权的基本功能。